【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薛凯桓】配资服务网
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恶化阶段。可以说，当前的俄阿关系危机比去年阿塞拜疆航空公司客机失事事件时要更加严重。
此次危机的导火索是俄罗斯执法部门在叶卡捷琳堡逮捕50多名阿塞拜疆裔，据称这次逮捕行动与一起悬而未决的刑事案件有关。在事件发生后，阿塞拜疆不仅公开批评俄罗斯，还取消举办与“俄罗斯国家和私人机构”有关的所有文化活动。随后，两名驻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被拘留。俄罗斯正式召见阿塞拜疆驻俄罗斯大使，俄阿外交危机爆发。
这场冲突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危机将如何进一步发展？跟俄乌冲突又是否有关？
来龙去脉
俄阿关系当前危机的根源可追溯至去年12月25日。当时，一架阿塞拜疆航空公司的E190客机在从巴库飞往格罗兹尼途中，于哈萨克斯坦阿克套附近坠毁，造成重大伤亡。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公开指称客机是被俄罗斯防空系统在击退乌克兰无人机时“无意击落”，要求俄方承认事实、追责并赔偿。
尽管俄总统普京随后通话致歉，但俄外长拉夫罗夫后续对黑匣子数据的模糊表态未能满足阿方诉求，这给事态的后续发展埋下了隐患。
哈萨克斯坦曼吉施陶地区政府提供的一段视频的截图，显示阿塞拜疆航空公司的安博威190客机周四在阿克套机场附近的一段机身。
今年2月，俄阿关系进一步恶化。阿塞拜疆以“缺乏法人实体”为由，关闭了巴库的“俄罗斯之家”文化中心。5月，俄国家杜马代表尼古拉·瓦卢耶夫在其Telegram频道中批评了阿塞拜疆关闭“俄罗斯之家”的行为，并呼吁俄政府关注俄境内的阿塞拜疆侨民。
“这些侨民并非为了文化交流，而是为了钱。而且是大笔的钱。这不仅在俄罗斯极其必要，在我们这个历史故乡也同样如此。而且这些钱并不总是合法的，怎么说呢，我得好好想想。难道现在不应该更仔细地审视一下这些侨民吗？当然，是要审视一下这些侨民。”瓦卢耶夫说道。
阿塞拜疆议员阿泽尔·巴达莫夫回应了瓦卢耶夫的言论。他攻击瓦卢耶夫是“进化死胡同的罕见代表，其发展停滞在尼安德特人和智人之间。”
在“互呛”之后，巴达莫夫原本要前往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但在入境时被遣返回国。俄新社报道称将巴达莫夫遣返回国的原因是他发表了反俄和仇俄言论。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随后取消了原定的莫斯科之行。
到了6月底，俄阿关系危机再次升温，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俄罗斯执法部门在叶卡捷琳堡大规模逮捕了50多名据称与发生在2001年、2010年和2011年的“谋杀案”有关的阿塞拜疆裔人员，行动中有两人死亡。阿塞拜疆外交部对此提出强烈抗议，指责俄罗斯执法部门的行为存在“法外处决”和“基于种族的暴力”。随后，阿塞拜疆宣布取消所有在阿的俄罗斯文化活动，当地媒体也出现了许多反俄报道。
7月1日，阿方对事件中死亡的萨法罗夫兄弟立案调查。同日，阿塞拜疆执法机构拘留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巴库分社的两名记者，指控其为俄情报部门人员。作为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召见阿塞拜疆驻俄大使，谴责拘留记者“非法且不友好”，这标志着双方外交危机正式爆发。
症结溯源
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关系正急剧恶化，且恶化速度之快几乎可按小时计算，这提醒我们应当深入剖析危机的根源。
上文中讲述了俄阿关系自2024年末以来的“恶化曲线”。但很显然，包括坠机事件在内的一系列直接事件和因素并不是俄阿关系恶化的根源，背后是历史和现实地缘政治等因素在主导。
阿塞拜疆在历史上、前苏联时期及苏联解体后的时代，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跨国贸易行为模式”，甚至可以说阿塞拜疆整个国家就建立在“跨国贸易”的架构上（例如各种流经阿塞拜疆的能源管线和经阿塞拜疆“倒手”的能源贸易）。其中，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及阿塞拜疆本身扮演着类似“办公中枢”与“后勤支撑”的角色。
自2010年代末起，受土耳其及其“泛突厥世界”理念的强势影响，阿塞拜疆开始积极向“有声有色的地区强国”转型。几乎在同一时期，俄罗斯开始深陷乌克兰危机的泥沼，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与全球西方阵营日益激烈的对抗之中。俄罗斯影响力的减弱给了阿塞拜疆做“有声有色的地区强国”的信心，阿塞拜疆开始实行“多向量”外交策略。
所谓“多向量”外交策略是：一方面，阿塞拜疆仍维持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借助俄罗斯保障其贸易与金融流通的安全；另一方面，阿塞拜疆又刻意拓展与西方的合作，企图从中攫取更多利益，以削弱对俄罗斯的经济与历史依赖，成为“有声有色的地区强国”。
阿塞拜疆曾经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但于1999年退出。自1997年起，阿塞拜疆加入了另一个组织——GUAM（即“古阿姆集团”，又称GUAM民主与经济发展组织，是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四个后苏联国家组成的地区组织。），该组织被认为是西方和乌克兰在俄罗斯边境一带建立的“反俄包围圈”，旨在抵制“俄罗斯的扩张行径”。
纳卡问题则是阿塞拜疆成为“有声有色的地区强国”的最大阻碍，其堪称阿塞拜疆政策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阿喀琉斯之踵”。同时，纳卡也是南高加索—中东各相关国家及其盟友的利益交汇敏感地带。
在2020年爆发的纳卡战争中，阿塞拜疆取得了胜利，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阿塞拜疆执政阶层加速摆脱俄罗斯影响、利用西方制衡俄罗斯，从而成为“有声有色的地区强国”的开端。特别是近年来阿塞拜疆与乌克兰之间军事合作的急剧升温倾向，与俄阿关系急速恶化有较深关联，因此梳理过去几年间双方的接触历程十分必要：
2022年——俄乌冲突开启之年：4月，阿塞拜疆国防部长扎基尔·加萨诺夫与乌克兰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开展会谈，具体内容未予公开；11月，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负责情报事务）与阿塞拜疆总参谋部代表举行会晤。 2023年：2月，乌克兰安全局局长瓦西里·马柳克访问巴库，双方讨论了向乌克兰供应弹药的可能性，并就网络安全以及应对混合威胁领域的合作进行交流；7月，乌克兰与阿塞拜疆签署军事技术领域合作备忘录；10月，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被俄罗斯认定为极端分子的基里尔·布达诺夫在安卡拉与阿塞拜疆情报机构代表会面。 2024年：1月，由乌克兰副国防部长率团的乌克兰代表团前往巴库，就联合生产无人机项目展开洽谈；4月，阿塞拜疆、乌克兰和波兰在华沙举行三方安全谈判，特种部队及军事部门代表参与其中。
以上还不包含两国总统、部长及各类代表团就非军事议题所举行的会面。此外，自2020年起，阿塞拜疆与英国、美国、法国以及德国的国防部和情报机构代表开展了多轮会晤。
在军事采购方面，阿塞拜疆与英国、法国、德国这三个欧洲大国互动频繁；在军事演习方面，阿塞拜疆主要与美国及北约合作；而情报合作的对象则是中央情报局（CIA）、军情六处（MI6）。除此之外，阿塞拜疆还与以色列情报界开展合作，当然也包括与土耳其国家安全局（MIT）的全面协作，而MIT是英国军情六处在中东地区极为关键的合作伙伴。
俄罗斯对阿塞拜疆的此类行为深感担忧，但阿塞拜疆对俄罗斯的担忧不予理会。2024年9月16日，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的时任负责人理查德·摩尔就到访阿塞拜疆。此消息源自阿达大学（ADA，是隶属于阿塞拜疆外交部的一所大学）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当时摩尔在该校发表了演讲。
然而，关于这一重大事件，并未有其他信息对外公布。无论是阿塞拜疆当局，还是英国驻巴库大使馆，均未对此次访问做出任何评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理查德·摩尔此行绝非仅为发表演讲如此简单。
同年11月11日，英国首相斯塔默抵达巴库对阿塞拜疆进行访问。名义上，此次访问是参加气候变化会议。访问结束后，据官方宣布，在斯塔默访问巴库期间，双方讨论了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谈判、乌克兰局势以及能源问题等议题。显而易见，实际讨论的议题范围绝不仅限于此。
最后，这一连串事件以2024年底在哈萨克斯坦阿克套地区发生的阿航坠机事件为收尾。阿塞拜疆指责坠机事件为俄罗斯所为，普京在事件发生后“因物理和技术干扰”向阿塞拜疆方面道歉，但拒绝承认坠机事件就是俄罗斯所为。
俄阿关系自坠机事件后开始在明面上出现问题。事件发生后，乌克兰媒体对此高度关注，乌克兰通讯社、乌克兰广播公司、乌克兰国际通讯社、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通讯员报》等媒体都对坠机事件进行大篇幅报道。乌克兰外交部对阿塞拜疆方面表达慰问，泽连斯基更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了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并在自己的Telegram个人频道上写道“坠机现场的证据很清楚，重要的是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迫使其说实话。”这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对“阿塞拜疆与乌克兰和西方情报机构相勾结，利用坠机事件炒作反俄叙事”的怀疑与担忧。
在阿利耶夫与泽连斯基会晤后，俄罗斯开始一改先前普京道歉的“怀柔姿态”，开始在相关问题上与阿塞拜疆针锋相对。这种强硬态度，显然并非只因坠机事件所致，更与阿塞拜疆近年来无视俄罗斯的担忧、频繁与西方及乌克兰开展安全和情报合作密切相关。
2025年5月底，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对阿塞拜疆进行访问。俄方称乌克兰的访阿代表团中混入了大量对外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并认定双方讨论的内容是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敌对行为”。当时距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仅剩两周时间，距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外交关系全面恶化也仅剩不到一个月。
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
矛盾激化
而本轮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加剧了俄罗斯和阿塞拜疆之间的不信任氛围。
伊以冲突爆发后，伊朗曝光了乌克兰在伊朗境内策划的恐怖袭击与破坏活动，并逮捕了三名乌克兰情报人员。通过上文的梳理可以看出，这些乌克兰情报人员大概率是通过阿塞拜疆与伊朗的边境潜入伊朗境内的。
以色列袭击伊朗的目标并不仅仅是表面上所说的“破坏伊朗核计划”，甚至企图推翻伊朗现政权，瓦解伊朗的国家体制。也就是说，阿塞拜疆很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由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分裂计划”。乌克兰情报机构借助阿塞拜疆的“帮助”，在伊朗的阿塞拜疆裔聚集区极为活跃。伊朗不可能不知道阿塞拜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6月13日被突袭后，除了以色列这个直接的当事国外，伊朗大概率也已开始针对阿塞拜疆乃至乌克兰展开情报反制行动。
自俄乌冲突以来，阿塞拜疆与西方、特别是乌克兰情报机构的合作明显加强，其近年来与乌克兰的频繁互动、与伊朗的摩擦令俄罗斯深感不满与担忧。而近期，乌克兰和阿塞拜疆加强外交及情报联系，以及伊以冲突中阿塞拜疆扮演的角色，都不得不令俄罗斯怀疑阿塞拜疆是否已经开始在情报领域对俄展开“敌对行动”和入境渗透。
因此，在2025年的前六个月里，俄罗斯针对阿塞拜疆的相关立场和表态越来越强硬。而这一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俄罗斯特种部队对“阿塞拜疆裔犯罪团伙”的逮捕行动上无疑是捅了马蜂窝。
阿塞拜疆对此反应异常激烈。俄境内的阿塞拜疆侨民群体掀起了一股几乎可与2014年乌克兰“广场革命”相媲美的抗议浪潮。阿塞拜疆官方甚至“对等逮捕”了两名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阿塞拜疆的驻在人员，并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
至于阿塞拜疆为何突然反应如此激烈，较为合理的解释是：阿塞拜疆与乌克兰很可能都卷入了针对伊朗政府的袭击计划，这引发了伊朗和俄罗斯的强烈反应，阿塞拜疆对此感到十分不安。其境内的塔利什自治主义是阿塞拜疆不安情绪的来源，是其担忧伊朗、俄罗斯用来干涉阿塞拜疆的抓手。
塔利什族主要分布在阿塞拜疆南部地区，他们是伊朗语族的后裔。据估算其人口数量约为50万，而塔利什人自身则自称有150万人口。在历史上，他们曾多次尝试建立“自治区域：即1918年至1920年期间的穆甘共和国以及1993年的塔利什—穆甘共和国。在苏联解体后，塔利什族的绝大多数人已被迫离开阿塞拜疆。塔利什族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伊朗，一向非常不满阿利耶夫家族对阿塞拜疆的统治。
那么，塔利什族和此次俄阿关系恶化风波有什么直接联系？起因是3月26日，塔利什社会活动家扎希拉丁·伊布拉希米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突然失踪。塔利什族在叶卡捷琳堡有一个塔利什文化中心，伊布拉希米正是该中心的创始人之一。
5月，阿塞拜疆媒体报道称阿塞拜疆国家安全局（SGB）开展了一项特别行动，并宣称伊布拉希米已被剥夺俄罗斯国籍并回到了阿塞拜疆，目前其被关押在阿塞拜疆国家安全局的拘留所内。
而俄方怀疑“阿塞拜疆裔犯罪团伙”参与了对伊布拉希米的绑架。在俄罗斯看来，所谓的“阿塞拜疆裔犯罪团伙”可能是阿塞拜疆在俄罗斯组织的“特工团队”，这种看法显然是有依据的。
阿塞拜疆则认为，俄罗斯无权干涉其主权，也无权干预阿塞拜疆与西方、乌克兰的交流合作。另外，俄罗斯借助伊朗之手，在塔利什问题等民族问题上有借题发挥、从而推动改变阿塞拜疆现有政局的可能性，这导致阿塞拜疆在相关问题上高度敏感，甚至达到歇斯底里的地步。这些都阻碍了阿塞拜疆成为“有声有色的地区强国”的进程。
阿塞拜疆对俄罗斯在阿航坠机事件中的轻慢态度也心存不满，在“阿塞拜疆裔犯罪团伙”遭逮捕事件中，阿方将其与此前一系列事态联系起来，认为俄罗斯是在刻意打压在俄的阿塞拜疆裔公民，有意恶化两国关系。加之阿塞拜疆已在纳卡战争中取胜，战略上不再严重依赖俄罗斯的支持。
在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俄阿关系出现了“以小时计恶化”的罕见局面。
结语
从本质上来说，俄阿关系急剧恶化的原因是双方互信基础崩塌。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关键是要重新开始建设信任，不过这不是短时间内能做到的。
俄乌冲突爆发以后，长期积累的地缘政治矛盾、战略利益分歧还有安全认知方面的差异，都需要俄阿双方拿出很大的耐心和政治智慧，系统性地解决深层问题，这样才能给关系修复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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